把这种分析考虑在内，于2012年5月聚集在墨西哥城的21世纪委员会为20国集团的全球共同利益提出了一种混合方案。
第一，通过对破坏20国集团经济体平衡行为的严厉而独立的监视，峰会协议对于财政管理、双边资本流动和国际紧急救助意义重大。我们的建议包括，建立常设秘书处，执行和保证从峰会到峰会期间政策持续性，通过20国集团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席这三驾马车组织起来，扩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包括20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在20国集团的诸多任务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考虑以新的方式来计算贸易量，这种新方式将会考虑当代生产的全球集散现状（例如iPad的生产制造，见第4章）以及其对贸易和就业的影响。一个旨在缩小失衡问题的协调的全球政策必须基于共享客观的事实分析，否则它将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
第二，应促成建立一个连接国家和地方体系的网络来提供全球公共品——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增长——从基层“自主结盟”携手合作，启动全球变革。2012年5月在墨西哥20国集团峰会上，卡尔德龙总统提请关注“绿色增长”，带动实施《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全球性的“碳排放许可证的商品交易”创设了国家和地方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碳排放交易，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魁北克、一些欧洲国家和中国的某些省份。最终，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将鼓励其他司法管辖区陆续加入进来。
我们进一步讨论的理念是将R-20（或曰“20地区集团”）和20国集团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链接起来。20地区集团是阿诺德•施瓦辛格在任加州州长时建立的，它的成员包括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到韩国的京畿道府，再到意大利的普利亚大区。其理念是，即使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的进展受阻于全球治理或民族国家的水平，这些国家级一下的地区仍然可以从上至下建立起一个临界质量。
除了向20国集团建言献策，21世纪委员会已经实施了一些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它可以通过自己的个人关系网来直接产生影响。一个例子就是根据郑必坚的说法，在全球经济的核心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鼓励外资的直接投入扭转中国对美国在基础设施和工作机会上的顺差——这样才能妥善地使得贸易和就业现状好转，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工作机会，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习近平于2012年2月访问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州长杰里•布朗提议中国注资加利福尼亚州的90亿美元的子弹列车系统和“即插即用”式的经济特区，如加利福尼亚州中央山谷和河滨镇等就业机会较少的贫苦地区。
布朗的这次求助还有一个有趣的历史掌故。20世纪80年代初，布朗曾访问广东省，当时他第一次担任州议员，接待他的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是邓小平的挚友，他是当时中国在深圳实行“经济特区”的幕后功臣。当时，他正在努力寻求美国的投资帮助！
21世纪委员会通过它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期计划委员会的联系，以及和中投公司管理层以及郑必坚之间的关联，有能力促进这些项目的推进。
21世纪委员会等“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同各级政府和企业一起，可以有助于解决今天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分裂/融合和全球/本土之间的矛盾。上文只是诸多例子之一。
应用“下放权力、包容公民、决策分工”的有智慧的治理模式，可以帮助建立20国集团所需的“首要合法性”，应对新的全球挑战。
另一条路则是权力真空、漂移和破坏性的冲突风险。全球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让当今世界接近1950年，而不是退回1910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