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全球力量转移带来的挑战还伴随着迅猛的技术进步，这对新兴大国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对衰退大国的少。在从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转变的过程中，所有政治体制都受到了持续的冲击，这些体制试图作出调整，但或多或少有些失衡。
自冷战结束起的几十年间，美国领导的全球化——1.0版本——通过更自由的贸易流、资本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彻底改变了世界，从而迎来全球化的新阶段——2.0版本。
“在过去几世纪内，欧洲的边缘、然后是美洲的边缘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核心，”《金融时报》的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现在，边缘地带的经济体再度崛起为核心。这正在改变整个世界……乃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重大的单一事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支持这一观点。他写道，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事件，是“两个平行的、互动的革命：在发达国家持续进行的工业革命，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突然扩散的急剧增长模式。可以将后者称为‘包容性革命’（inclusiveness revolution）。在两个世纪的高速离散后，融合的模式成为主流”。
这场宏大的经济和技术“融合”是全球化1.0的结果，同时造成了新的文化“离散”。因为更富有的各新兴大国发掘自己的文明基础，重新定义自身，以凸显与正在衰退的西方霸权的差异。由于经济实力造成了文化与政治上的坚定自信，全球化2.0尤其意味着多元特性间的互相依赖，而非普遍适用的单一模型。现在，一度流行的西方自由民主必须在世界舞台上，不仅与新儒家中国，而且要与土耳其世俗框架中的那种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制度相竞争。后者对新解放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样板。总之，世界正回归“正常的多元化”（normal pluralism），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从历史角度看，如此大规模的势力转移往往以碰撞和冲突告终。但考虑到冷战后的这轮全球化所产生的密集整合，也存在全新的可能，使人类在多元的文明图景上进行合作和互相学习。
所以说，我们站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未来几十年，各国国内和国家间如何进行治理，这将决定我们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走上怎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