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书评
《智慧治理》：治理的新挑战——社交网络
《智慧治理》：G20没有皇帝的新衣
从适者生存到智者生存
—评《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走马上任，其内政外交的政策和实践为世人瞩目。特别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和非洲，关于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许多问题，如西方政治模式是否已经步入歧途，西方能否向中国的政治道路学到些什么，东方崛起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改变是否一定会如历史那样导致战争与革命，世界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打破这一怪圈，等等，都再次成为热点。对这些问题，美国作家尼古拉·贝格吕昂（Nicolas Berggruen）与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其新著《治理21世纪——东西方政治的“中庸之道”》中，与读者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探讨。
尼古拉•贝格吕昂生于1961年，具有美国和德国双重国籍，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投资家和慈善家，福布斯杂志估计其身家达23亿美元。2010年，他创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所，主要致力于融汇东西方实践经验推进世界各国政府治理事业，共同应对新世纪的全球性挑战。研究所开展的21世纪委员会项目最为出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英国前首相布朗、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德、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等均为委员会成员，中国“和平崛起”论提出者、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是成员之一,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也曾参加该委员会举办的国际会议。近年来，贝格吕昂及其研究所与G-20、欧盟及美国加州、墨西哥政府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密切合作。该书另一位作者、同为21世纪委员会成员的内森•加尔德斯是一位著名评论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洛杉矶时报》和《新观察季刊》担任主编，其文章见诸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巴西等国报刊，著有《世纪之末》、《改变中的世界秩序》等书。加德尔斯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多次来华进行采访、开展研究，曾在中国社科院讲学，在外交学院开展政策研究。丰富而深厚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使两位作者对政府治理问题有着独特视角；其与中国的关联，又使他们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正在不断发展、推进改革的当代中国。
“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ance），就是两位作者及贝格吕昂研究所在多年观察、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用作者的话说，智理是一种“公民软件”，意在使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政治操作系统”相互兼容共存，“其主要目标，是运用世界在处理现实问题时获取的历史智慧，在人类事务上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在责任与个人选择之间，在集体与个体之间，在自由与稳定之间，在健康与财富之间，在人与自然之间，在当下与未来之间。”。2012年10月该书由英国Polity Press出版，12月即被金融时报评为当年度最佳出版物，并赞为“时代强音”。著名评论家、《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极力推荐，称之为“关注各国如何处理当前面临问题的人士之必读”。
反映寻求共识、寻找共同利益的时代思潮，从全新视角审视当今世界发展道路问题
该书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世界如何走好未来的路？作者的答案是，将中国式精英政治的长远视野与美国式民主政治对大众意愿的重视结合起来，走一条东西方智慧融合之路。这种寻求融合的出发点，正符合当今世界寻求共识、寻找共同利益，从而促进共同发展进步的时代思潮。该书亮点之一，就是没有超越世界现有发展阶段、用意识形态来决定民主制度的好坏。具体到中美两国来说，就是既不因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事实，而简单推导美国“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优越这个结论；也不因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个事实，而直接断定中国政治制度落后这个结论。中国的成功和迅速崛起，给作者乃至世人的启示，是应从“功利”角度出发判断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好坏，用治理国家的实际效果来看待当前阶段中美两国民主制度的各自优势与缺点。通俗一点说，就是看能否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中美之间经贸合作不断深入，各领域交流持续推进，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也促使双方走向下一个合理的共识，即：中美政治制度上也应相互借鉴、学习，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上，应当一起分享研究治理国家的有益经验，共同走出一条汇集各自优势、摈弃各自缺陷的治理道路，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有益范本。这并不是鼓吹所谓的G-2国际政治秩序，而是用世界经济总量水平居于前两位的国家作为试验和示范，鼓励各国自主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
两位作者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显著崛起，美国的中产阶级日渐衰败，这一升一降，说明了很多问题。美国对个人自由一味的片面强调，越来越激化的党派对立及其产生的“否决主义”内耗，使美国政治领袖无力促成太多惠及长远的政策。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全面渗透，也使得美国利用全球化1.0时代里资本、信息、技术和财富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的特点，所聚集到自身的财富，在美国国内又产生了二次聚集，聚集到1%的美国富人手中，中产阶级的实际资产则受到极大削弱。据统计，在过去20年里，美国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比其余美国人快65%。巨大的贫富差距给美国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2011年，曾被称作“黄金之洲”的加利福尼亚，将财政预算的11%用在监狱建设和管理上，远远超过用于高等教育的7.5%的预算；同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作者指出，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而反观中国，在这20多年时间里，中国所采取的精英政治模式，充分发挥其长远规划、集体主义、基层晋升机制等优势特征，既抓住了全球化1.0时代带来的各种益处，又有效地在国内实现了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为全世界所瞩目，促使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从积极角度审视中国经验，看待确保中国实现如此巨大成就的政治体制。但作者同时指出，中国的政治模式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中产阶级崛起，其政治意识也随之觉醒，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府治理行为的热情越来越高，对政府采取有效政策、治理国家的能力持有越来越多的怀疑情绪。在财富不均、环境恶化、腐败严重等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接连曝光于“聚光灯”下的当前，这样的怀疑情绪会极大削弱、逐步蚕食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根基。
随着以世界政治多元化、全球性威胁不断增多、新媒体迅猛发展为特征的全球化2.0时代到来，美国能否向中国学习，增强其领导层的决策力和行动力，摆脱四年一轮回的短视政治缺陷，从而延续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又能否从美国“一人一票”民主模式当中汲取有益政治养分，更多关注并及时回应大众意愿，使“草根”阶层的政治诉求得到合理合法的释放途径，进而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保持稳定大局，是两国同步面临的现实课题。对此，作者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国需要亮起来，美国需要紧起来。”（China Needs to lighten up, while US needs to tighten up.）对此，整个世界也在拭目以待，在观察和学习渡过危机、实现和平稳定发展的成功经验。
打破禁忌、放下身段，超越东西方思想藩篱，寻找适合21世纪的国家“智理”之道
该书另一个特点，是丢掉了非此即彼的“零和”二元对立思维，展示出对东方智慧的尊重和学习态度。正如评论家所说，该书体现了一种“谦卑和开放的态度”，作者面对西方“能否向中国政治体制学习的这一禁忌，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作者对比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基本区别，进而指出东方重和谐共处的“道”，比主张对抗的黑格尔传统以及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更加深刻，并将之作为写作该书的理论立足点。作为美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的成员，两位作者传递出的是一个有启示意义的信号，也就是西方在政治这个最后、最坚强的堡垒，这个最根本、最自傲的领域，也开始放下身段，审视中国声音，希望借中国经验改善自身问题。作者甚至将世界的理想前景称作“和谐主义”：“我们向古老的东方智慧致敬，因此新的世界观可以称为和谐主义。在21世纪，它将替代以往狭隘的‘进步’观，在后者指导下确实可以取得辉煌的跃进，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损害——文化多样性消失，生命牺牲，还有环境恶化。和谐主义不以未来为代价，其设想的也不是乌托邦。相反，它孜孜追求的，是一种平衡的状态。”（P184）和谐、平衡正是中国智慧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概念。这充分说明，中国道路及其背后的政治理念、基本原则和成功实践开始为西方接受，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关于构建和谐世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论述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
具体来说，该书所寻求的是一条集合中美当前政治体制各自优点的“中间道路”，或曰“中庸之道”（A middle way）。这条道路所指向的，是在全球化从经济领域开始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过程中，以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模式为代表，世界各国如何共处并找到新的平衡，如何摒弃以竞争和牺牲他者为代价、追求片面发展的落后“进步观”，如何通过知识共享寻求共同发展和普遍进步，如何在政府管理已从“统治”模式发展到“治理”和“善治”模式基础上，借重东方的和谐世界观，继续发展到以权力下放、公民参与和决策分工为特征的“智理”模式，从而构建起新的世界秩序。书中结合加利福尼亚政治选举改革、G-20运作方式和欧洲如何实现政治联盟等实例对“智理”概念进行的详细阐述中，无不渗透着融合东西方优秀政治思想的努力。正如伦敦政经学院教授约翰·格雷所说：“将儒学传统与欧洲历史以及美国实用主义结合起来——这本难得一见的书里充满了根本性变革的思维和广博的实践知识。”
同时，该书也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如社会网络、巨型城市、生产能力全球散布等，对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群体事件、微博、动车事故、基建浪费、城镇化等，都进行了审视和建言，值得中国从政者、学者、企业家学习参考。
作 者：李尚杰，男，1978年出生
联系方式：mobilepudding@foxmail.com，13436507453
1 文中对该书的评论均来自该书官方网站，http://intelligentgov.com/（上网时间：2013年3月24日）。
向东方取经
“向东方取经”
《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
张维为
《21世纪的“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是一本探讨治理创新的专著，其作者是美国的两位有识之士：一位是资深投资家、21世纪理事会的创始人尼克拉斯·贝格伦（Nicolas Berggruen），另一位是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的主编南森·加尔德斯（Nathan Gardels），而加尔德斯先生还是我个人的朋友。本书英文版出版之前，他约我写了封底短评，我当时是这样写的：“这是一本具有创意和启迪思想的书，它引用了大量东西方的优秀思想和实践，就‘智慧治理’和‘良政善治’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看法，值得我们的高度关注（It is a fresh, original and thought-provoking book. Drawing on many meaningful precepts and practices from both West and East, it provides a thoughtful and attention-grabbing view on what constitutes “intelligent 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我今天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如此。
这本著作现已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种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西方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当国内一大批“公知”还在那里把西方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西方早有一批极有头脑的智者开始对西方体制面临的困境乃至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然他们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担心这样下去，西方制度将无法与中国制度竞争，本书的作者如是说：
我们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
第二、与第一点相关联：这本书可以帮助国人确立更多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今天的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各种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我们的政治制度，虽有不足，还需继续完善，但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竞争，而我们相对成功的背后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正是看到了这一切，两位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出了需要借鉴中国的一些经验。
他们主张西方制度可以借鉴中国“选贤任能”的做法，认为“民主演化，势在必行，必须建立带有选贤任能因素的机构，以抗衡选举制民主的眼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影响”。他们认同中国人常说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认为 “良政要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更好的平衡，抵制民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情绪，通过协商机构，避免选举政治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西方“竞争性政党为了各自的‘局部利益’而互相厮杀，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可以借鉴中国制度安排中重视整体利益和“对未来进行规划”的做法，并建议“组建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贤能的、独立的行政机关，从制度上保证实现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
第三、它可以帮助中国学人更好地确立学术自信。今天的中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实验室，这种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伟大实践呼唤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中国学人千万不能只是做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声筒”和“打工仔”，而是要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提出原创性的观点，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影响世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本书大量地、正面地引述中国学者，包括潘维、李世默和我本人的许多观点，从某种意义上看，也证明了中国学者原创性研究具有独特的国际意义。
本书对中国体制存在的问题，也从借鉴西方经验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如何适应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如何扩大个人自由等，对我们的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总体上看，这本书探讨的主要是如何借鉴东方经验，融合东、西方的智慧来解决西方的体制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实现国家的“智慧治理”。
这本书包含了许多闪光思路和改革建议，虽然主要是针对西方政治制度而提出的，但因为融合了东、西方的思想和实践，所以对今天的中国也有某些直接的或间接的启迪，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一些领域内今天也面临着与西方社会类似的挑战。这些思路和建议包括：
－“在重大议题上，可以实行协商投票：根据科学采样从公众中选取一些代表，共同研究和探讨议题，然后在选举前，向公众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议员直选弊大于利，公民直接对议员发声，不如对当地一级的官员进行对话和协商”。
－“如果选民素质高，民主就可以高效运转，所以也可以考虑对选民进行评估，以衡量选票价值的高低”。
－“由资历深厚的政治家组成委员会，代表社会的团结和长远利益，形成一种超越政治纷争的道德力量”。
为了化解西方今天民粹主义政治带来的种种问题，两位作者还追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美国国父当年设计美国政治制度时，对民主制度表示了担忧，他们希望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因为他们担心“民主”会导致“暴民政治”。美国国父当年在设计美国政治制度时，特意保留了许多‘不透明’的安排，如美国参议院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是‘不透明’的机构。这种‘不透明’“给予那些不符合民众观点但又是合理的考虑以喘息的时间”。
两位作者对今天社交媒体的出现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影响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社交媒体对于“简单的意见集聚”是有好处的，但如果想要让事情进入一个“理性协商和解决问题的阶段”，则会导致“思路纷杂，难以一致”。他们认为仅仅依靠社交媒体来“提高直接参与度和信息透明度”，会制造“愚蠢的暴民”。他们强调把 “愚蠢的暴民”转变为“聪明的群众”，才是社交媒体时代实现“良政善治”的关键所在。他们因而认为今天的社会比过去更需要建立良好的“协商机制”，需要通过这种机制，开启一种“评估和妥协的进程”。这些建议对于中国今天克服社交媒体的民粹主义倾向，也有参考意义。
总之，本书就国家治理的创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更为顺利的崛起，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愿所有关心良政善治，关心民主制度的未来，关心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读者，都能通过阅读此书而得到思想上的收获。
2013年7月7日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