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

“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 但现在，两者却纠缠在一起。

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对比鲜明的特征将这两大文明区分开来：威权与自由，社群与个人，周期律与历史进步，代议制民主与——就中国而言——选贤任能制。然而，我们还知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美国的最大债主。

本书中，我们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吉卜林所称的“永不相遇”的东西方。中国与西方已紧紧地拴在一起，同时，两者仍然极为不同。

西方从占据了几世纪的统治地位上退下来，而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在恢复历史上的稳固地位。此时，我们必须关注这一正在变化的图景，不但从西方的，而且要从东方的视角来观察。

如果读者允许我省去一些必不可少的事实，可以概括地说，现代西方思维倾向于发现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只有在一方取得支配地位后才能解决。这种思维方式可追溯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曾辩称，自由民主战胜了人类的其他治理形式，冷战过后便迎来“历史的终结”。在西方地缘政治思维中，领土和意识形态都是非赢即输。

西方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在名义上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尽管它在过去30多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几亿人脱贫，但其现代官僚体制不能自我纠错，因而不可持续。除非它放松掌控，在公众反馈和问责方面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采用更民主的机制，否则“红色王朝”将因致命的政治衰败（普遍的腐败、滥用专制权力和政治僵化），而像中国历史上所有其他王朝一样衰亡。

本书呈现的非传统观念认为，正如我们在金融市场中所见，西方民主的纠错能力并不比中国体制更强。西方面临的挑战仿佛是中国的反面：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植根于追求即时满足的消费者文化。如果不进行改革，也将出现致命的政治衰败。民主西方可持续的关键是借鉴中国选贤任能的治理经验，建立能够胜任的、在治理时体现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制度。我们的论点是，要在东西方各自的体制中恢复均衡，必须通过结合“有见识的民主”（knowledgeable democracy）与“可问责的选贤任能”（accountable meritocracy），形成混合体制，重新调整政治环境。

现在的全球力量转移带来的挑战还伴随着迅猛的技术进步，这对新兴大国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对衰退大国的少。在从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转变的过程中，所有政治体制都受到了持续的冲击，这些体制试图作出调整，但或多或少有些失衡。

自冷战结束起的几十年间，美国领导的全球化——1.0版本——通过更自由的贸易流、资本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彻底改变了世界，从而迎来全球化的新阶段——2.0版本。

“在过去几世纪内，欧洲的边缘、然后是美洲的边缘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核心，”《金融时报》的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现在，边缘地带的经济体再度崛起为核心。这正在改变整个世界……乃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重大的单一事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支持这一观点。他写道，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事件，是“两个平行的、互动的革命：在发达国家持续进行的工业革命，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突然扩散的急剧增长模式。可以将后者称为‘包容性革命’（inclusiveness revolution）。在两个世纪的高速离散后，融合的模式成为主流”。

这场宏大的经济和技术“融合”是全球化1.0的结果，同时造成了新的文化“离散”。因为更富有的各新兴大国发掘自己的文明基础，重新定义自身，以凸显与正在衰退的西方霸权的差异。由于经济实力造成了文化与政治上的坚定自信，全球化2.0尤其意味着多元特性间的互相依赖，而非普遍适用的单一模型。现在，一度流行的西方自由民主必须在世界舞台上，不仅与新儒家中国，而且要与土耳其世俗框架中的那种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制度相竞争。后者对新解放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样板。总之，世界正回归“正常的多元化”（normal pluralism），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从历史角度看，如此大规模的势力转移往往以碰撞和冲突告终。但考虑到冷战后的这轮全球化所产生的密集整合，也存在全新的可能，使人类在多元的文明图景上进行合作和互相学习。

所以说，我们站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未来几十年，各国国内和国家间如何进行治理，这将决定我们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走上怎样的道路。

其（智慧治理）主要目的是探寻人类事务的和谐平衡点——社会责任与个人选择、社群与个体、自由与稳定、幸福与财产、人类与自然、现在与未来，以史为鉴、实事求是。

大家已经默认，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新的普遍主义手段都必须容纳多元性和发展的层级性。朝着共同目标，沿着不同道路携手合作，不僵化盲从，这才是实现和谐共赢的正道。从巴别塔的倒塌到苏联垮台，历史告诉我们，多样性是人性的本质。

历史迎来了互利合作的最好时刻。一些科学家提出，互联网世界造就的“全球思维回路”和媒体的普及使得跨文化知识共享成为可能，接近于“横向基因移植”。这表明，通过智慧共享——而非竞争性的差异化——实现治理，这标志着“进化的进化”。

随着科学知识的爆炸式发展和信息革命的展开，人类愈发有必要团结起来，超越原始的、你死我活的演化路径（适者生存），迈向冲突更少、智慧更多、合作共赢的模式——“智者生存”。

向东方悠久历史取经，这种世界观也许应该称为和谐之道。这也许是21世纪除狭隘的“进步”观之外的另一种路径。进步主义取得了惊人成就，但也因为其雄心壮志而造成了破坏——文化多元性降低、生灵涂炭、环境恶化等。和谐之道不是回避未来，也不是幻想历史的某种终极乌托邦。相反，它是在不断地寻求平衡状态。

把这种分析考虑在内，于2012年5月聚集在墨西哥城的21世纪委员会为20国集团的全球共同利益提出了一种混合方案。

第一，通过对破坏20国集团经济体平衡行为的严厉而独立的监视，峰会协议对于财政管理、双边资本流动和国际紧急救助意义重大。我们的建议包括，建立常设秘书处，执行和保证从峰会到峰会期间政策持续性，通过20国集团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席这三驾马车组织起来，扩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包括20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在20国集团的诸多任务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考虑以新的方式来计算贸易量，这种新方式将会考虑当代生产的全球集散现状（例如iPad的生产制造，见第4章）以及其对贸易和就业的影响。一个旨在缩小失衡问题的协调的全球政策必须基于共享客观的事实分析，否则它将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

第二，应促成建立一个连接国家和地方体系的网络来提供全球公共品——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增长——从基层“自主结盟”携手合作，启动全球变革。2012年5月在墨西哥20国集团峰会上，卡尔德龙总统提请关注“绿色增长”，带动实施《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全球性的“碳排放许可证的商品交易”创设了国家和地方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碳排放交易，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魁北克、一些欧洲国家和中国的某些省份。最终，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将鼓励其他司法管辖区陆续加入进来。

我们进一步讨论的理念是将R-20（或曰“20地区集团”）和20国集团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链接起来。20地区集团是阿诺德•施瓦辛格在任加州州长时建立的，它的成员包括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到韩国的京畿道府，再到意大利的普利亚大区。其理念是，即使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的进展受阻于全球治理或民族国家的水平，这些国家级一下的地区仍然可以从上至下建立起一个临界质量。

除了向20国集团建言献策，21世纪委员会已经实施了一些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它可以通过自己的个人关系网来直接产生影响。一个例子就是根据郑必坚的说法，在全球经济的核心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鼓励外资的直接投入扭转中国对美国在基础设施和工作机会上的顺差——这样才能妥善地使得贸易和就业现状好转，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工作机会，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习近平于2012年2月访问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州长杰里•布朗提议中国注资加利福尼亚州的90亿美元的子弹列车系统和“即插即用”式的经济特区，如加利福尼亚州中央山谷和河滨镇等就业机会较少的贫苦地区。

布朗的这次求助还有一个有趣的历史掌故。20世纪80年代初，布朗曾访问广东省，当时他第一次担任州议员，接待他的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是邓小平的挚友，他是当时中国在深圳实行“经济特区”的幕后功臣。当时，他正在努力寻求美国的投资帮助！

21世纪委员会通过它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期计划委员会的联系，以及和中投公司管理层以及郑必坚之间的关联，有能力促进这些项目的推进。

21世纪委员会等“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同各级政府和企业一起，可以有助于解决今天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分裂/融合和全球/本土之间的矛盾。上文只是诸多例子之一。

应用“下放权力、包容公民、决策分工”的有智慧的治理模式，可以帮助建立20国集团所需的“首要合法性”，应对新的全球挑战。

另一条路则是权力真空、漂移和破坏性的冲突风险。全球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让当今世界接近1950年，而不是退回1910年的局面。